四 中国登陆拉美的三大焦点议题

       时下，世界处于南北发展极不均衡时代，在商品过剩的21世纪，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基本的建筑材料钢铁和水泥，甚至没有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从缝制一件衣服到制造一颗螺丝钉；而拉丁美洲，包括一些曾经的世界工业强国，目睹其制造业的衰落、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人寒心。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拉美国家无论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形成共识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加快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增长的成本，拉美国家同其他沿线国家一样，正在从中获益。但就是有些人跑到拉美对“一带一路”说三道四，离间中拉关系，矛头指向中国在拉美有地缘野心。

       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登陆拉美的负面言论包括：首先是指责中国在拉美的项目“很大程度上是掠夺与剥削的行为”；其次，指责中国对拉美国家融资是设下的“外交债务陷阱”；最后就是围绕特朗普身边的高级官员如蒂勒森等，宣称：“拉丁美洲并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人想起过去，它不一定是这个半球的未来”。

       1.中国在拉美“掠夺与剥削”？中国按照国际市场价格从拉美购买大宗资源性产品，再将制成品销售到拉美，构建了资源禀赋互补、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不仅被扣上“掠夺”与“剥削”的帽子，甚至有人还恶意揣度，中国的投资是为锁定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而提高价格。

       的确，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提升了拉美自然资源的出口比重，从1990年代的27%上升到52%，再次占拉美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所购买的大宗产品，包括每一吨矿石、每一桶原油或乃至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市场价格购换来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中国这个大买主手中，每当中国需求增加时，恰恰总是扮演推动价格上涨的角色：自2007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的小麦、大豆和价格分别上涨了82%和65%；铁矿石价格从1997年每吨30.06美元，最高涨到每吨150-160美元，中国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而稍许安慰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是南南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

       当然，加强互联互通有助于进出口贸易，但是中国与拉美各国间不对称的贸易结构与帮助修建基础设施无关。中国正在为扩大合作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精心制定的政策：除了提供优惠价格的双边贷款外，中国还为拉美设立了多边金融平台，其中包括中国-拉美工业合作投资基金与中拉基础设施基金。2015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合作，分配这些资金的合作计划，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支持拉美工业化、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如果全面实施诸如“1 + 3 + 6合作框架”，将有力的支持该地区的工业发展，并使贸易和投资多样化。

       为此，巴西驻中国前任大使胡格内（Glodaldo Hugueney）在2012年曾说：“是中国的购买帮助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曾向欧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铁矿石，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其钢铁产量下降，因此减少了进口巴西的铁矿石。

       当时（2008-2009年）巴西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国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持续进口大量铁矿石，中国崛起为巴西重要的市场，中国帮助巴西出口以及使巴西保持贸易顺差”。

       2.“债务陷阱”？ “债务陷阱”成为近期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高频词。在拉美，人们对“债务陷阱”或者“债务危机”并不陌生。197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为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路线提供资金而大量借贷。到1983年，该地区从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加上1970年代中期油价飙升超过300%，大多数拉美经济体当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进一步加重了支出。

       按照国际上对政府债务安全性的界定有两个关键性的临界指标：其一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60%，另一个是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两个指标也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政府债务低于这两个指标，通常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超出指标则意味着风险上升。

       一方面这些拉美国家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偿还债务，最终导致其货币贬值，又反过来使得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在1980年代初，由于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的组合意味着拉美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付本息还款。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关税壁垒，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这种转变才是摧毁拉美工业化重要的原因。在此期间，拉美很多国家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结果是结束了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周期，20年来经济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指标下降以及大量抛售公共资产。到了1990年代末，拉美人已经受够了，开始选举左翼政府执政，这些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实施了针对穷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方案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显著上升，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下降。

       在拉美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商品超级周期，直到2014年左右，拉美经济体表现强劲，即使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情况下，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导致公共和私人国内消费增加，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让拉美再次饱受国际价格下降的挫折，从2014年开始，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逃过增长方式暴露的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较弱的贸易条件导致拉美浮动货币对美元贬值，重重打击了原本已举步维艰的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平衡的恶化。结果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双高”，即公共账户出现大量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过两年的负增长后，从2017年开始拉美区域才刚刚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如此，2018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稍差，仅为1.2%，低于世界3.2%的平均增长率。拉美这两次的经济动荡，或者是债务危机，与“一带一路”登陆拉美没有任何关系。

       拉美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凸显了该地区面临竞争力的挑战。除了包括劳动法规、重税、教育水平之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基础设施不足上。比如阿根廷基础设施的投资率长年来只占GDP的2%（他们希望在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GDP的6%），投资不足才是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障碍。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全景式地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的指标，认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弱点是这一轮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政府治理），特别是运输和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低劣正在妨碍竞争力。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从不同方面审查基础设施质量显示（见图）: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特别是道路质量是该区域各国的致命弱点；在巴西有时将一种产品运往国外比运往国内的另一个州还要便宜。另外，南美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与风能、热能，但这里尚有2000万人口在电力覆盖之外。拉美国家需要对道路进行更新改造，政府也制定很多能源建设的规划。根据拉加经委会的估计，该区域需要投入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2%用于基础设施，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大约需要320亿美元投资，这远远高于目前的投资水平。由于政府囊中羞涩，导致拉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PPP项目方兴未艾，但这笔账总是要还的，另外则是中国发展资金的流入，无论是政府借贷还是绿地投资。

       中国政府的贷款到底是“债务陷阱”还是“雪中送炭”？鞋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拉美国家迫切需要中国提供的发展投资和信贷，并使用其修建的大型水库、道路、港口以及太阳能发电等能源项目。如果基础设施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关键引擎，那么债务融资就是这一引擎的燃料。而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公共借款是当今富裕国家发展叙事的核心，中国将此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并推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如果从内部分析，拉美一直处于左右翼政治思潮拉锯中。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投资与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两种思潮就像旋转门，跟随着左右翼政府的更迭不停地旋转。左翼政府上台使用有形之手专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右翼政府上台即把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他们坚信市场的无形之手。仅就拉美ABC三个大国，智利的存量国有资产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国家战略性资产的概念已经不在词典中。这里暂不讨论巴西腐败案背后的推手与目的，但是受腐败案件牵连的七大国有企业遭到致命性的重击，包括巴西国家石油（Petróleos Mexicanos）以及拉美最大的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巴西政府正忙于挂牌出售存量的国有资产，从电力公司、飞机场、港口到公共服务项目无所不包。

       而玻利维亚是个例外。总统莫拉莱斯采取提前大选的方式，已经担任总统13年。他是一位痛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他2006年就职后不久，将石油到天然气等领域国有化，并开始将政府公共投资视为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6年以来连续制定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确定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推动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

       《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一项广泛的公共投资计划，由宏观经济缓冲、外部融资和中央银行贷款提供资金。在此前，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已经从2005年的6%提高到2014年的13%，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世界银行1995年《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报告，给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玻利维亚公共投资和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远超过2015年至2020年计划投资的486亿美元，是2006-2014年期间的2.4倍。在政府计划的公共总投资中，56%用于生产部门，确保大型支出获得足够回报；23%用于基础设施，其余21%用于社会发展领域。

       玻利维亚大规模公共投资旨在填补基础设施差距并提高生产力，以确保持续的中长期增长。同样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其天然气和矿产部门占出口的80%以上，占财政收入的20%以及GDP的10%。但是玻利维亚却成功抵御了大宗商品周期性衰退下常见的崩盘，这在拉美非常少见。在2015-2017年绝大多数国家少有经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时候，玻利维亚经济增长三年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公共投资是增加固定资产，不仅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为经济增长作铺垫，而且也将进一步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这在中国已经得到验证，中国年均政府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占比8.6%，比北美与西欧的总和还多，世界平均为3.5%。

       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乃至借贷，必然会导致债务陷阱吗？所谓“债务陷阱”是指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所欠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债务与GDP的比重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和销售商品以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无论抨击者给出多少假设，公共投资的本质是积累资产而非消费，这部分资产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只要这些资产的收益超过成本，公共投资反过来还能提高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收益强健度。以玻利维亚发展卫星通讯为例，TKSAT-1微星在中国建造，耗资3亿美元，其中85%来自中国开发银行，15%来自玻利维亚政府。TKSAT-1投入使用后，可使玻利维亚电信公司在15年内节省8100万美元，另外卫星提供的电视服务、网络及有线电视服务，每年还能获得3000万美元收益。

       查阅拉美地区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的状况，在全球政府公共债务排行榜前十位中并没出现拉美国家的身影，而位居榜首的却是日本（238.20%）、希腊（189.10%）、意大利（132.20%）（见表5）、美国（106.10%）等发达国家。美国以106.10%排名第十一，中国以政府债务占GDP比重50%排名第五十位。行走拉美的十个国家中（见表6），牙买加、阿根廷与巴西超过“国际警戒线”的50%，其余七个国家基本上是优等生。甚至被西方媒体诟病的委内瑞拉，政府债务世界排名第158位，公共债务比重只有23%。

       依据上述统计与事实，拉美案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中国的融资和专有技术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缓解发展瓶颈的挑战性问题，并已经带来经济收益；其二，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置原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或者评级机构于外，因为中国并没有义务向这些机构汇报中国官方资本向带路沿线国家的流向与数额；第三，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舞，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嫉妒与紧张，以不关旁人的双边债务，极力渲染“债务陷阱”的背后，实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有能力与办法处理借贷与偿还的一切事务，比如通过“债务重组”与债务减免。比如古巴是美国严格封锁的对象，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贷款组织之外， 国际金融机构即使是短期进口或出口融资，贷款人面对古巴的风险避之不及。在古巴国际收支状况极其脆弱的状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等向古巴提供政府融资。多年来，即使古巴出现违约行为也没有向其采取行动，而是双边政府共同协商进行债务减免或者债务重组。2013年俄罗斯减免古巴超过250亿-290亿美元的前苏联时期债务。2011年与2016年，中国与古巴达成协议重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宣布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美国对此已是既无愿望也无能力。但美国也必须承认，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其他主要伙伴能够填补这一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显然比西方国家的“关怀”、“警告”重要得多。

       3.“新帝国主义”?蒂勒森说：“拉美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劝告拉美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并对“中国如今已成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感到痛惜”。

       中国在拉美从来没有称这里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很多国家的定义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而是美国自认拉美是自家的“后院”。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无论拉美国家的主权如何，“西半球是我们的后院”。相比之下，谁才是尊重拉美的国家？

       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在拉美追求大致相同的议程：在整个地区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才承诺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平等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的时代，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维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这一目标经常隐藏在促进民主和人权的修辞中。华盛顿在拉美政治手册的终极使命就是：消除那些不支持美国经济、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所有目标。

       2016年夏天，奥巴马政府抛出巴西的腐败案件，导致左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反对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左翼政府的多边贷款，从而加剧了阿根廷经济形势的动荡，帮助右翼千万富翁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胜利。巴西和阿根廷两大左翼政权垮台，现在只有委内瑞拉还在顽强地抵制美国颠覆政权的企图。

       “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点，后者是以殖民垄断为主要特征，而“新帝国主义”则突出了金融霸权或者金融掠夺为主要特征。

       首先，人民币的世界交易量目前只排位世界第五，还不如欧元、英镑、日元，更没有获得美元霸权的铸币税，何谈金融霸权与垄断？其次，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金融化并没有挤压生产性投资，而这恰恰是美国的今日的景象。中国依靠持续多年生产性投资，创造了生产、消费、投资，以及就业与工资同步的持续增长，在此模式作用下，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宗初级产品；第三，中国没有依赖金融对南方国家进行“掠夺性积累”，而榨取南方国家经济剩余流向金融霸权国家。而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数次薅拉美国家的羊毛而名声狼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发展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是将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进而打破现存的、投机导向的金融霸权定律。

       美国在拉美将中国描绘成“新帝国主义列强”以来，受到包括拉美在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批评或反对。秘鲁商务部长出面为中国辩护，称中国是秘鲁的“好贸易伙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也发声称，应该邀请更多中国人在该地区投资。如果美国能够像中国致力于追求对该地区以经济需求驱动型发展的政策导向，可能会赢得拉美国家的吸引力而获得更多的尊重。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施的政策限制了与拉美的贸易，美国每年平均出台422项对拉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提高巴西的钢铁产品的关税等，恶化了与拉美的贸易关系。相比较，中国平均每年只有44项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

       这些转变当然会导致情绪发生变化。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对具有包容性的中国越发具有好感，而对越来越多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美国看法变得不那么有利。2003年美国皮尤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涉及“拉丁美洲公众对未来美国影响力的期望是什么？”当时有43%的人选择美国并对美国寄予厚望，中国只有16%。但15年后，拉美地区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出现反转，还是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拉美地区的顶级经济体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比美国更有利。比如巴西，多年来一直青睐中国，在墨西哥和秘鲁，中国的人气自2017年后激增。

       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基础设施发展和技术经验的国家，美国原本完全有能力帮助墨西哥或者洪都拉斯这样的邻国实现更具弹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自视的“美国的后院”发挥关键作用，为邻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但美国反而选择在美墨边境以每英里耗资2120万美元修建隔离墙，总长1650英里的边界墙将花费350亿美元，并声明要墨西哥支付边界墙的支出。墨西哥下加州州政府曾对美国投资者寄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修建一条边境铁路，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之后才转向请求中国投资。

       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拉美也有自己的计划，比如“中美洲三角洲繁荣联盟计划”（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这是一项涉及到毒品、移民与安全的解决方案。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2018年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减少了42%，从大约5.2亿美元减少到3亿美元。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援助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了美国的本土安全，而是否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重要。

       十多年来美国的表现让拉美大失所望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甚至连对拉美的发展援助也一减再减。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要求，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比2016年减少了35%，12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将是该地区自2001年以来收到最少的援助。特朗普政府在削减对外援助的同时，却将国防预算增加了9%。退一步讲，即便美国给予拉美援助，通常也是通过支持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进一步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

       委内瑞拉驻德黑兰大使阿蒙霍特普·赞布拉诺说：“拉美国家15年来一直没有成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已经失去了以前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学者本杰明克·鲁特费尔特（Benjamin Creutzfeldt）说：“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不是。如果美国少搞一点霸凌和分化，多搞建设性合作，那么它就能更好地利用它在西半球拥有的外交资源和朋友圈。”

       现在有人将拉美比喻为“没有人的后院”，更加确切地表述应该是，现在的拉美是一个不需要依赖外部权力的拉美。

五 “一带一路”如何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一带一路”到今年为止还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童。六年来，笔者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五国、非洲七国、拉美十国的一线调研。五年过去，我们看到过一棵棵结了果实的树木，而这个森林到底是什么样的？无论如何描述过往与当下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是在为强者奏响凯歌，而大多数微弱的声音就不在这个“主旋律”的图谱中。起始于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到底给原有世界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

       十年前世界银行发表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世界发展报告》。这个报告传达得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呼吁发达国家“关注到这30亿相互重叠的贫穷人口”，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促进各地的生活水平逐渐趋同”。但选择2009年可能是发布经济地理报告最糟糕的一年，那时全球正陷入金融危机的恐慌中，人们很难思考以及如何促进缩小南北差距的长期变革。

       应该说，中国用行动作出了回应。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核心要义或者是初心，就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端，中国愿意以自己的资金以及建设能力，为南北“互联互通”提供公共产品。

       经济地理侧重描述商品、知识和人口的流动性。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很不均匀，主要生产集中在富裕国家，因为资本与市场只青睐生产要素聚集的地区。生产要素聚集的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正是由于很多欠发达国家缺少公路、桥梁、港口、航线、数字通道等等，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能自动惠及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集中越高越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速。

       虽然现在全面评估“一带一路”还有些早，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统计，从密度、距离、空间三个维度来描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地理变迁，比如国家在人口聚集、商业活动地理空间以及海上的货物繁荣流动性，乃至南北国家差距，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1.“一带一路”的灯光指数

       首先是使用灯光指数观察“一带一路”发展项目正在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变化。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来说，语言描述或者统计数据有些抽象。阿根廷中部（罗萨里奥）铁路沿线白天与夜晚的照片，黑暗之后的阿根廷（右）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一条条铁路线连接一个个城镇，夜间的灯光像一串串发光的珍珠，揭示铁路网络是如何将商业从铁路沿线流出。像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将经济活动，也是将分散的农村与城镇的家庭和公司连接到遥远的市场，以获得商品、工作和服务。

       中国是为阿根廷政府基础设施融资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仅为阿根廷的国家铁路系统改造就提供了48.7亿美元，分别对1500公里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24.7亿美元），以及1626 公里的圣马丁铁路改造并扩建项目（24亿美元）融资。五年来，中国在全球五大洲有上千个类似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包括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港口和飞机场投融资。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所多年来研究全球国家的与地区的不平等，他们使用了一种不寻常方法生成的数据来衡量不平等与收入差异——夜间灯光指数。美国空军国防气象卫星每天绕地球14次，并在夜间用传感器记录地球表面的光线。根据卫星拍摄的图像，他们收集遍布全球3.2万个地区的数据，采用独特的夜间光线地理分布的照明指数计算基尼系数，以衡量区域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不平等。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数据研究经济活动，因为夜间光度与GDP和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相当强的相关性，进而推算包括工业生产和国家级的信贷增长。

       他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走出去”项目位置的数据变化，这些数据覆盖世界138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精确定位在6184个地点实施的3485个中国开发的项目，进而分析这些项目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扩散的效应关系。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中国在五大洲的各种项目，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连接性的项目，正在遏制所在国家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进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起到有助于解决全球不稳定的作用。

       课题组公布了使用夜间光强度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所显示的中国项目的互动高清照片，让我们能够在可视画面看到“一带一路”森林的全貌，这是在地球夜晚所看到的另一个故事：“一带一路”正在驱散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的黑暗，并带来光明；地球城镇新增添的灯光以及连接它们的交通网络，揭示了整个星球上人类定居和活动的正在发生新变化的格局。

       这项研究比较专业，是通过追踪分析新建基础设施的特定区域，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夜间光强度的变化，计算出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乘积，观测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有中国资助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地区与没有此类项目的地区相比，其境内经济活动的扩散程度更大。一项特别的发现是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教育相互作用的系数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将一个接受中国援建基础设施较多的地区，与一个只有少部分援建的地区做比较，发现前者GDP年增长5.1个百分点，而后者仅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虽然他们所收集的数据并不完全，特别是2017年以后数据的缺失，但并不妨碍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几项重要结论：

       第一，从全球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夜间光亮的地理分散看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产生了经济溢出效应。

       第二，国家以及国家以下地区夜间光的地理分散也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获益正在从狭隘地域向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正在加速经济活动的全面扩散。

       第三，中国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大多数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低效空间的均衡，从而拉平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可能在缩小东道国内部的地区经济差距。

       第四，中国在世界各地帮助建设的基础设施，减少了经合组织定义的“社会”和“经济”（包括运输部门）以及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不平等。

       第五，中国的发展项目缩小了脆弱和易发生冲突的国家内的空间不平等，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

       这项“一带一路”发展项目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研究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应该庆祝的结果。

       2.“一带一路”重塑全球贸易与航运

       在观察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再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一带一路”对贸易以及航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量化指标评估。但是，以直观的感受，当大西洋沿岸西部非洲的喀麦隆也加入到国际贸易航运的队伍中将会发生什么？为了这个港口的修建以联通原材料、农产品乃至制造业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喀麦隆还修建了连接克里比深水港的道路，以改善连通性。喀麦隆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修建，从2015-2017年，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

       根据OECD的统计，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中国参与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新建港口的1/5在非洲。往常，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经常被简化为统计数据：不到国际贸易的2%。但是，当这个广阔大陆开始投资修建铁路，例如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的标准轨道铁路与港口相连；当非洲修建更多的电站，让70%的非洲人获得电力供应，保障已经建成的上百个工业园开始生产，非洲定会将更多的资源型产品、农产品以及工业加工产品运往亚洲与欧洲，提高其贸易增长。

       此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种项目，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原材料和半成品及成品的需求，促进海运贸易量提高与增长。该倡议的基础设施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干散货、钢铁产品、水泥、重型机械和设备，通过增加拉美基础设施，将制造业或者农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改善连通性，可以加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促进贸易的增长。

       在非洲和拉美，当处于大西洋、太平洋沿海的数十个欠发达国家像喀麦隆一样一起修建深水港，众多的国际贸易航线正在开放，必将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国际贸易流向。

       一目了然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钢铁、水泥。仅阿根廷贝尔戈拉诺铁路修复一个项目，从中国将107个机车、3500个车辆（车皮）、16.5万吨钢轨、230万根混凝土轨枕（一根钢筋混凝土枕轨重量约在60～100公斤左右）海运到阿根廷。中国为沿线国家新建或升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公路、桥梁、隧道、管道、港口与机场等等；当然还包括发电站、电网以及大坝等水控制设施。

       另外，“一带一路”正在向沿线国家转移制造业，会产生工业园区的物流配送。这些建造工业园的发起者很多是中国的企业，所以这些工业园与在国内的企业有着血缘关系。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工业产业园约有近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入园企业近400家，累计投资额近50亿美元，总产值约130亿美元，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当将工业园制造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可以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所在国的国际贸易量。

       海运是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支柱。按价值计算，全球贸易量的80%以上由海运完成。2014年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发展中国家贸易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一赶超只用了20年。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不到三分之一；而2014年迅速发展占到世界商品出口额的一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关键因素是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十年中，南南贸易的表现优于世界贸易和南北贸易。

       根据《2018年国际海运回顾报告》的数据，2017年国际海运贸易势头强劲，运输量增长4.0%，是过去五年来增长最快的。其中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全球海运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7年发展中国家分别占世界商品海运总量的59.4%和63.4%（见表7）。这种转变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参与到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发展中国家已经是全球海运贸易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只占世界海运进出口货物量的34%（货物装载）和36%（卸载）。

       上述两个案例只是从两个维度观察了“一带一路”的正面影响，全面的评估需要更长的时间与资源。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在《2019年世界经济排行榜“一带一路”专项研究》中，大胆地为“一带一路”做出一个长期的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路”将使世界GDP每年增长7.1万亿美元。换言之，预计从现在到2040年，世界GDP年增长率每年将提高0.2个百分点。报告还预测，2040年将有56个国家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亿美元的巨大增长。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反映了基础设施的规模，而且反映了其在促进世界各地贸易的潜在收益方面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3.“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展开世界地图，观察当今世界与国家各自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根据多家国际组织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198个国家与35个地区，这里暂且称为233个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有3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他们设在巴黎的俱乐部，而剩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如果按照国家计算，发达国家占国家总数比重的17.6%；按照经济体计算，这一比重只有15%。剩下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显著的特征是，前者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也就是商业）为主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制造业，也就是工业）时期，有些还处于农业时代。如果追根求源，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都有殖民或者战争侵略与掠夺并不光彩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东欧一些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独立，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存在多大的差距？首先，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4%，却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90%；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5%，发达国家增长率保持2.5%，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150年。

       其次，还是在这张世界地图上，进一步寻找“一带一路”倡议的足迹。截至2018年底，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已经有122个，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这122个国家中，如果不包括奥地利、希腊、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葡萄牙这些人均收入在1.2763万美元的国家，剩下的都是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下面两张图给出了加入“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奥地利年人均收入3.988万美元，是莫桑比克人均收入419美元的95倍。

       一百多年来，如果按照发达与欠发达而言，可以说基本没有变过，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 中国虽然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尚有距离，但是中国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还是基础设施最现代与完善的国家。

       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国际体系中仅有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即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基础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很多国家曾经是南方国家的前殖民者，他们承诺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作为发展援助提供给南方国家，但不幸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正在兑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谊——团结、互利、平等，而没有义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殖民历史的债务需要偿还。

       在此不对南北与南南合作的成效进行评估，世界上目前仍有75%的国家处于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集体的经济权益与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说明问题。

       南南合作一直被称为是南北合作的小弟，突然有人大手笔宣布设立两个总额达51亿美元的新基金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冲击性并不低于“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供31亿美元，设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之后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又宣布，中国将设立另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投入用于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所承诺的庞大南南合作举措，只是希望为南南合作、为人类做出中国的贡献，但是又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 “游戏规则改变者”。人们自然会比较，31亿美元的中国气候援助超过了美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公约承诺（但尚未交付）给绿色气候基金（GCF）的30亿美元。至于20亿美元用于南南合作和执行联合国刚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议程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到该基金主要用于减贫、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这一新基金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相互学习发展经验和做法，并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个展示南南合作能否像南北援助一样积极贡献的绝佳机会。

       无论西方世界怎么解读，南南国家占据世界人口的76%，“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实现自强不息的伟大开拓性举措，具有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特点，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发展和繁荣的新道路。”习近平主席已经将话讲得再明确不过，形成新型南南发展合作知识话语体系，是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而有意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地理的最大重塑。

       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的某项目遇到一些困难，但“互联互通”是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好消息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腹地中心开花，意大利成为第六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继希腊之后打开通往欧洲的第二扇大门。这让人想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150年修建了382条大路，最终连接了英国、非洲和中东，该路网建成部分约8万公里。罗马道路的建设最初是出于军事而修建，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为了使世界各地的贸易变得更加容易。论事不可趋一时之轻重，当思其久而远者。别让那些不怀好意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扰乱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有理由期待“一带一路”的下一个五年。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